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反腐倡廉
分享

把“圍獵者”送進“黑名單”

2022年02月21日09:12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雜志

  探索實施行賄人“黑名單”制度,是進一步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壓縮腐敗生存空間的重要手段。落實十九屆中央紀委五次、六次全會工作部署,各地紀檢監察機關對建立完善行賄人“黑名單”制度作出積極探索,積累了經驗,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本期約請山東省菏澤市、重慶市九龍坡區的兩位紀委書記,結合工作實踐談思考體會。

  織密“黑名單”數據網

  李茂楠

  行賄人不擇手段“圍獵”黨員干部是當前腐敗增量仍有發生的重要原因,實踐中我們也有切身體會。2019年3月,菏澤市紀委監委對原市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管理辦公室主任孫某某進行立案審查調查,同年9月,對某區原黨工委委員、副主任谷某某立案審查調查。在兩起案件中,我們發現有一個共同的行賄人晁某勇,經過監察調查,晁某勇被移送審查起訴。

  該案中,孫某某和谷某某受到懲處固然有其理想信念不堅定、沒能抵擋住誘惑等主觀原因,但晁某勇的“圍獵”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行賄作為賄賂犯罪的主要源頭,行賄不查,受賄不止,必須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探索實施行賄人“黑名單”制度,對行賄人市場準入、資質資格等作出限制,使其寸步難行,無疑是打擊行賄行為的有力手段。

  在審查調查中我們也發現,行賄人對國家干部瘋狂“圍獵”的行為有的已經構成犯罪,還有的尚未構成犯罪。通過實施“黑名單”制度,如何既斬斷“圍獵者”的“黑手”,又對行賄問題防微杜漸,我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

  我們對2018年以來全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辦理的案件進行了重點梳理,由案件承辦部門將查辦的每一起受賄案件所涉及的行賄人進行匯總,報分管領導審核后由審理部門和案管部門把關,逐人建立臺賬,為“黑名單”信息庫建設準備了基礎數據。

  有了基礎數據,對于哪些人應被納入“黑名單”,我們進行了討論。大家認為,僅僅依靠法律的制裁并不能徹底鏟除腐敗滋生的土壤,建立行賄人“黑名單”就不能局限于行賄罪層面的人員,要對規范對象的范圍進行一定程度的擴展。比如某建筑集團項目負責人周某成,曾先后5次向某學院負責人周某舉贈送購物卡共計1.3萬元,在學院食堂、洗浴中心裝修及撥付工程款方面尋求幫助,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雖然周某成并未構成行賄罪,但其具有行賄行為,同樣被納入信息庫中。

  “黑名單”最顯而易見的基本功能就是查詢,即通過輸入個人或企業的識別信息,查詢其以往行賄情況信息。該識別信息通常采用行賄主體的身份證號、企業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等有效證件號碼,對行賄主體的身份具有唯一性和確定性,可以作為整個信息庫的索引。在晁某勇行賄案件中,其曾向孫某某行賄50萬元,為其實控的某藥業公司購買、出售耕地占補指標尋求幫助,又向谷某某行賄20萬元,為其實控的某農業科技開發公司購買耕地占補指標尋求幫助。晁某勇曾用名為晁某慶,單獨通過姓名或單位不能精準確定其身份唯一性,考慮到今后信息庫的全國聯網,數據量較大,錄入信息時應統一以有效證件號碼為索引。我們注意對有效證件號碼嚴格審核,避免出現行賄人擁有“多重身份”導致“黑名單”失效。經過實踐我們認識到,“黑名單”信息庫的設計要充分考慮將來的使用情形,科學、合理地對數據進行規劃,這樣才能更好地對行賄人進行教育和懲戒。

  “黑名單”信息庫不能僅限于被動查詢,還要實現主動預防腐敗的功能。這就要求信息庫中所包含的數據盡可能詳實,并能夠針對行賄主體的不同特點,分領域、分類別等進行靈活動態的管理。以晁某勇為例,“黑名單”中除了他的身份識別信息外,還包括其社會屬性信息,如行業領域、政治面貌、是否公職人員等;其行賄事實,如向孫某某行賄的時間、次數、金額、方式,是否主動行賄,獲得了什么利益等,多次行賄的要分別記錄;還應包括懲戒情況,如晁某勇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宣判結果反饋后我們將判決信息登記入庫,其他形式的懲戒如黨紀政務處分、行政處罰、資格限制、取消榮譽等,如果存在也一并記錄。

  當然,懲還是為了治,將行賄人納入“黑名單”,不能“一刀切”,也不是“一棍子打死”。在數據分析方面,我們按照認錯悔錯態度、配合調查情況、后果影響情形等對行賄人劃分懲戒等級,按等級分別給予發放廉潔提醒、市場準入限制等不同程度、不同期限的教育和懲罰措施,體現出寬嚴相濟的政策原則。建立相應的動態管理維護機制,探索“黑名單”退出渠道,行賄人進入“黑名單”后未再出現新的行賄行為,我們設定兩年懲戒期過后可自動退出“黑名單”,在打擊行賄行為的同時,最大限度保障公民和企業合法權益,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把“圍獵者”送進“黑名單”,讓“黑名單”產生效力,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樹立系統思維和法治思維。內部管理上,我們明確由案件承辦部門經過嚴格審批后進行填報,審理和案管部門負責把關,確保信息平衡、精準;外部聯合上,協同多方力量系統施治,行業部門間打破數據壁壘,跨區域也要統一數據標準做好對接,防止因信息共享不暢導致約束失效。(作者:山東省菏澤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主任)

  讓行賄人“黑名單”制度“長牙帶電”

  袁華權

  2021年9月,區紀委監委收到我們之前查辦的一起案件中行賄人馮某二審判決的消息,他以行賄罪被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其違法所得7800余萬元被全部追繳。該案中,馮某通過行賄國家工作人員套取國企巨額資金,當時曾引發廣泛關注。

  2015年,馮某以云南G公司名義與重慶Z公司進行咖啡豆收儲貿易。2016年至2017年期間,馮某向Z公司監管人員胡某、李某分別行賄140萬元和100萬元,以掩蓋咖啡豆收儲嚴重不足的事實,套取與Z公司開展咖啡豆購銷合作時的貨款7800余萬元,至案發時倉庫內本應儲存的5000噸咖啡豆僅有523噸。最終,胡某、李某監守自盜受到黨紀國法制裁,而馮某“竹籃打水一場空”,同樣也受到法律制裁。案件雖已塵埃落定,但對行賄人馮某進行懲戒的“后半篇文章”才剛剛起筆,將其納入我區行賄人“黑名單”就是關鍵一步。

  作為打擊行賄行為的有力武器,“黑名單”不僅僅是一個名字或數據的集合,怎樣用好這個名單、配套懲戒制度如何制定,直接決定了這把“利刃”的威懾力和戰斗力。因此我們開始思考,如何將嚴的基調、治的思維延伸到對行賄人“黑名單”的運用中,統籌謀劃將名單數據流動起來、將部門合力激發出來、將懲戒實效體現出來,真正實現以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對“圍獵者”進行打擊。

  實踐中,我們堅持從個案經驗總結到類案處置歸納,先是一案一策進行研究,再逐步細化處置流程、分類標準、懲戒措施,逐漸形成了以“精”字貫穿始終的三步工作法,并成功運用在對馮某行賄案件的后續懲治中,真正讓行賄人“黑名單”制度“長牙帶電”。

  第一步是精細調查,對行賄人全面畫像。早在案件調查過程中,我們就對馮某的自然人信息、社會關系、所涉商業領域、實際控制企業、企業經營管理模式等情況進行了細致深入掌握,這為后期研究確定懲戒措施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二步是精確分類,對行賄行為進行綜合評判。我們不僅要考慮行賄金額、次數、發生領域,還要考慮行賄人的主觀惡性、造成的危害后果、認錯悔過態度、退賠退繳等因素,綜合考量制定懲戒措施。馮某為謀取一己私利,對公職人員竭力腐蝕、精準“圍獵”,主觀惡性大、套取國有資金數額巨大,對營商環境和國企運營造成極大破壞,后果嚴重,這就需要對他及其控制的市場主體設置盡可能嚴厲的懲戒措施。

  第三步是精準施策,突出對行賄人的聯合懲戒。我們建立了行賄行為實時通報機制,一旦形成行賄行為處分決定或行賄犯罪司法判決,就根據行賄所涉領域和行賄人身份,有針對性地向市場監管、金融監管、司法行政、稅務人社、公共資源交易等部門進行通報,不僅由相關單位根據職責權限依規依法對行賄人作出處理,更共同研究在招投標、市場準入、資質資格限制、融資渠道、業內口碑等方面找到行賄人痛點,增大行賄的成本和代價。

  理清了“后半篇文章”的思路,我們就開始正式“破題”。在馮某被列入行賄人“黑名單”之后,區紀委監委作為牽頭單位,第一時間向區市場監管局、稅務局、公共資源交易中心、民營經濟發展局、人力社保局、工商聯等單位通報了馮某個人及其實際控制的市場主體相關信息,并多次召開聯席會議,共同對馮某的懲戒事項進行商討研究。各單位從自身職責職權出發,以有法可依、有規可循、有據可考為根本前提,提出懲戒措施建議。

  經過梳理整合和反復研究斟酌,我們最終針對馮某行賄行為在懲戒期內具體確定了4條聯合懲戒措施:限制馮某及其關聯企業參與我區各類政府招投標活動;限制馮某實際控制的市場主體享受各類區級優惠政策;將馮某實際控制的市場主體納入我區A類(最高)風險等級管理,要求市場監管部門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和頻次,強化日常監管;將馮某違法行為向其所在的行業協會、商會進行點名通報并開展警示教育,增加其犯罪成本。在懲戒措施具體執行過程中,同樣也由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分工實施,區紀委監委強化監督檢查,確保懲戒措施落實到位、統一戰線穩固堅實。

  實踐中我們認識到,發揮行賄人“黑名單”制度的懲戒效果,規范化、法治化、正規化的要求應一以貫之。我們一方面深化部門協作,在現行法律法規和制度體系框架下,共同開展聯合懲戒課題研究,不斷推動懲戒舉措制度化標準化。另一方面也將保障企業合法權益和正常經營放在重要位置,在懲戒方式、懲戒期限等方面強化探索,著力做到限而有界、懲而有度。

  腐敗未盡,探索不止。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欣喜地看到行賄人“黑名單”制度帶來的有益影響。2021年以來,我們查處并列入“黑名單”的行賄人已有31名,除2人還未接受司法審判外,針對其余29人我們均已實施或正在研究具體懲戒措施,共計10余家部門和單位參與研究和執行。通過對行賄人重拳出擊,釋放出了不讓投機者得利、讓行賄者付出代價的強烈信號,特別是在企業中起到了警示震懾作用,增強了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對于公平、有序、誠信市場規則的信心。(作者:重慶市九龍坡區委常委、區紀委書記、區監委主任)

  【說紀悟理】壓縮行賄者的生存空間

  十九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對探索實施行賄人“黑名單”制度作出要求,這已不是該制度第一次進入人們視線。2021年初召開的十九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就對探索推行行賄人“黑名單”制度作出部署。2021年9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會同有關單位聯合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的意見》,建立行賄人“黑名單”制度成為其中一項重要內容。

  探索實施行賄人“黑名單”制度,是進一步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鞏固發展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的應有之義。當前,腐蝕和反腐蝕斗爭依然嚴峻復雜,行賄人不擇手段“圍獵”黨員干部是腐敗增量仍有發生的重要原因。上文中提到的晁某勇,先后將兩名干部“拉下水”,正印證了行賄不查,受賄不止。一些行賄者之所以膽大妄為,一個重要原因是違法成本過低。在“重受賄輕行賄”等錯誤認識影響下,一些地方往往對行賄人“放過一馬”,出現受賄者鋃鐺入獄、行賄者逍遙法外的現象,這必然助長行賄者的僥幸心理和投機心理,使其可以換個地方、瞄準下一個“獵物”繼續謀取私利。防止行賄者不收斂、不收手,從源頭上阻斷賄賂犯罪,必須通過制度約束,將行賄者擋在門外,探索實施行賄人“黑名單”制度勢在必行。

  行賄人“黑名單”制度緊盯利益“命門”,相比行政罰款,取消市場參與、資質吊銷、評級下降、關閉融資通道等行為將讓失信者、行賄者更有切膚之痛。從各地探索行賄人“黑名單”制度的實踐來看,被列入“黑名單”的個人和企業將面臨一系列懲戒措施,一處行賄、處處受限。比如,湖南明確對“黑名單”里的對象,采取限制從事招投標活動、取消財政補貼資格、強化稅收監控管理、提高貸款利率等措施聯合懲戒。陜西各職能部門將行賄人“黑名單”作為公共資源交易準入、企業資質審查的重要依據。一些地方紀檢監察機關還利用名單,聯合檢察院、法院等部門梳理追贓和追繳不正當利益工作情況,明確追繳條件、程序、范圍和責任,合理運用紀檢監察建議等手段,既推動追繳行賄人財產性不當得利,又不讓其在政治待遇、職務晉升等方面獲得好處,目的就是通過制度設計讓行賄人得不償失、寸步難行。

  當前,行賄人“黑名單”制度仍處于探索階段,還面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各部門之間的數據信息存在不對稱現象,需要進一步打通信息壁壘,完善行賄人數據庫建設,實現更為暢通的信息共享和更加有效的聯合懲戒。又如,一些“工程掮客”以自由人身份,借公司的殼去參與投標、實施行賄,但由于他們既不屬于公司主體,也不屬于從業人員,目前很難對其加以限制。在兩地紀委書記談到的思路舉措中,加強多部門協同、做好信息對接,將雖未構成行賄罪但具有行賄行為的個人納入“黑名單”等做法,為破解這些難題、更好發揮“黑名單”效力提供了參考借鑒。值得關注的是,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正在建立行賄人“黑名單”制度,并就紀檢監察機關與人大機關、政協機關和組織人事部門、統戰部門、執法機關等對行賄人開展聯合懲戒進行探索實踐。在各地實踐的基礎上,建立起全國統一、互聯互通的行賄人“黑名單”查詢平臺,必將進一步壓縮腐敗空間,無盲區、無死角地打擊懲治行賄人。(李靔)

(責編:王欲然、馬昌)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黨史學習教育”官微

微信“掃一掃”添加“黨史學習教育”官微

国产日韩亚州黄色综合视频